清代学术史上，有一位与顾炎武、黄宗羲一起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学者，他就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。
王夫之，字而农，号?斋，湖广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人。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，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。
王夫之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。崇祯五年（1632），年十四，考取秀才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赴武昌乡试，以《春秋》第一名中举人。是年冬，赴京会试，到达江西南昌。这时，以张献忠、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，不仅在河南重创明军，连克洛阳、开封、荆州，而且挺进苏皖，江南震动。与此同时，清军又破关而入。明王朝的统治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十六年（1643）正月，崇祯帝被迫下诏，将会试推迟到本年八月举行。而农民军连克湖广承天（今湖北安陆）、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的警报，使王夫之心急如焚，匆匆取道吉安，返回故乡。十月，张献忠攻占衡州，就地招贤纳士，王夫之与其长兄介之隐匿衡山，拒不受聘。为了使王夫之兄弟就范，农民军将其父王朝聘扣押起来作为人质。王夫之闻讯，用利刃刺伤自己的肢体，让人抬到农民军驻地，并称王介之已死。随后，乘隙潜逃。
明王朝灭亡后，王夫之痛哭流涕，数日不食。他在《悲愤诗》中，诋毁农民军“横流滔天，祸婴君上”。他避居衡山双髻峰，期待勤王师起，恢复明王朝的统治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，降清明将金声桓、李成栋先后在江西、广东反清，南明永历政权乘势收复东安、道州（今湖南道县）、武冈、宝庆（今湖南邵阳市）、郴州（今湖南郴县）等地，王夫之与其挚友管嗣裘、夏汝弼、僧性翰等在衡山起兵响应。因准备不周，被清军击溃，王夫之被迫离开故乡，出走肇庆。顺治七年（1650）三月，因大学士瞿式耜的推荐，王夫之在梧州就任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。当时，奸党王化澄等勾结外戚、宦官，招权纳贿，紊乱朝政。给事中金堡等上书弹劾，反被诬陷，称为“五虎”，逮入锦衣卫，严刑拷问，必欲置之死地。王夫之仗义执言，一再上书，揭露王化澄罪行。奸党恨之入骨。这时，湖广攸县有人编了一本咏梅诗集，并假托王夫之之名写了一篇序。王化澄便以此为借口，策划兴起大狱。王夫之听到这一消息，气愤之极，至于咯血，疏请辞职。幸亏联明抗清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高一功出面营救，才得以给假谢病入山了结。王夫之离开梧州，去桂林，依瞿式耜。闻母病，返回衡州。
顺治八年（1651）正月，王夫之回到家乡，才知道母亲已于去年八月逝世。他决定在衡阳、邵阳、祁阳之间的耶山下隐居，“俟曙而鸣”。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清军再度控制湖南全境，铁骑四出，搜捕抗清志士。王夫之被迫逃离耶山，改变姓名，身穿瑶民服装，在零陵、郴州、耒阳、常宁一带东躲西藏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在苦难的岁月里，王夫之开始著书立说，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构建自己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。
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永历政权退往云南，清军与南明军的战场西移。王夫之结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流亡生活，回到故乡。年过四十的王夫之，终于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，得以集中精力，从事学术研究，写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。
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三月，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在衡州称帝。其幕僚试图请王夫之草拟《劝进表》，王夫之断然拒绝，随即避入深山。八月，吴三桂暴亡，叛军西遁，清军收复湖南。
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偏沅巡抚郑端得知王夫之的人品学识，十分钦佩，嘱咐衡州知府崔某亲往馈赠粟帛，王夫之称病不见，受其粟，返其帛。
王夫之的晚年，仍然专心著述。尽管病魔缠身，依然“置楮墨于卧榻之旁，力疾而纂注”。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病卒，年七十四。
王夫之的论著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天文、地理、历法、文字、音韵诸多领域。他不“因习气”，不“守一先生之言”，“尽废古今虚妙之谈而返之实”。《易·系辞》说，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以往的学者认为“道”先于“器”而存在。王夫之则认为，“天下惟器而已矣”，“无其器则无其道”。宋明理学家将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对立起来，主张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王夫之则认为，天理即在人欲之中，“人欲之大公，即天理之至正。”宋明理学家鼓吹“知行合一”，“知先行后”。王夫之则强调行的重要性，认为“行先行后”，“行可兼知，知不可兼行”，绝不能“离行以为知”。他还鞭挞封建专制制度、认为“天下非一姓之私”，主张把所有的土地“授民而作赋”，并且提出“平天下者，均天下而已”。他注释儒家经典，也别开生面，发前人所未发。
王夫之著作宏富，有目可考者约100种，400多卷，500余万字。他的主要著作，政治、经济方面的有：《黄书》、《噩梦》等；哲学方面的有：《周易内传》、《周易外传》、《老子衍》、《庄子通》、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思问录》、《相宗络索》等；文学方面有：《诗广传》、《楚辞通释》、《古诗评选》、《唐诗评选》、《斋文集》、《斋诗编年稿》、《斋诗话》等；史学方面有：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、《永历实录》等。
由于王夫之家境清贫，书籍纸笔大都由故友、门人供给，书写成以后，就将书赠给他们，留在家里的很少。而他的故友、门人中又没有达官贵人。他所著之书，生前只刊行了《乾涛园集》1种，所以，他的名字也鲜为人知。他逝世后，其子王?在湘西草堂曾刊行十余种，但是，流传甚少。乾隆年间，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收入王夫之关于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的注释和考异6种，存目2种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王夫之的裔孙世全第一次以《船山遗书》之名刊印王夫之的著作，收入18种，150卷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曾国荃在安庆设局，重刻《船山遗书》，增至56种，288卷。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。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，而南京古称金陵，所以被称为“金陵本”或“曾本”。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，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，他的影响与日俱增。维新志士谭嗣同在《仁学》一书中盛赞王夫之，他说，“五百年来学者，真通天人之故者，船山一人而已。”1933年，上海太平洋书店重印《船山遗书》，又增补著作12种。这一版本，称为“太平洋本”。虽然还没有“尽得先生遗著”，却已“十得其九”。但是，此书仅印行了700部。时至今日，不仅135年前刊印的“金陵本”已是凤毛麟角，66年前印行的“太平洋本”也很难寻觅了。最近，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傅云龙、吴可先生主编、精装8巨册的《船山遗书》，以“太平洋本”为底本，以“金陵本”及其他版本、著作参校，简体横排，重新标点。对于深入研究王夫之，弘扬传统文化，振奋民族精神，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。
本书顾问：张岱年、戴逸等。主编：傅云龙、吴可。由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。购书热线：（010）62013121620509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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